随着“十一”长假的临近，旅游成了热度最高的话题。据马蜂窝大数据显示，自然类景区热度飙升，在十一国内热门景区榜单前十中，自然类景区占据八席。近一月，各地“徒步”平均热度涨幅超过80%。其中，尽管没有官方统计，各社交平台上，乌孙古道的讨论度都在上升。

　　作为新疆传统徒步路线，乌孙古道由于风景美、难度高，一直是户外圈的“徒步圣地”。今年以来，乌孙古道的火热出人意料。伴随着大批没有户外经验的普通游客的涌入，“徒步圣地”的“是非”多了起来。“乌孙古道”词条今年二次登上微博热搜，一次是因为“垃圾山”，一次是因为著名地标天堂湖有游客使用的马匹坠下悬崖。

　　乌孙古道的变化，是诸多国内自然旅游地的缩影。旅游地爆火之后，商业化随之而来，安全和环保出现的问题，是发展的必然代价吗？

　　今年6月，徒步爱好者张超决定重走一次乌孙古道。3年前他第一次踏足这条线路。路上人烟稀少、马匹寥寥无几，大部分时候，一行人独自穿梭在天地之间。随着海拔的变化，一路上，人们饱览草原、雪山、冰川、湖泊、森林等多种景观的变幻，张超感慨：“没有任何一条徒步路线有这样的风景。”

　　多年来，在户外人的心里，乌孙古道是世外桃源。它曾经是汉朝与古乌孙国交流的重要交通路线，贯穿新疆自治区南北疆域，起点在伊犁特克斯县的琼库什台村，终点在拜城县的黑英山，全长约120公里，徒步走下来需要6-7天。路线中段的天堂湖，湖面海拔3000m，被誉为“高原上的翡翠”。由于气候和天气原因，乌孙古道每年只有6月末-10月初开放，其他时间封山。路线长，难度较高，通常是有经验的徒步者前来挑战，在户外圈内，它素来有着“徒步圣地”的美誉。

　　但这两年，古道彻底商业化的风声越来越大。张超想抓紧时间再感受一下它本线年，也就是第一次走完乌孙古道一年后，张超去往位于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峻景区，路过琼库什台。那时他就发现村庄从前坑坑洼洼的泥路已经拓宽铺上了水泥，村民的木房改造成了水泥房，变成一间间民宿，游客中心也建了起来。一切都在向现代文明靠近，但那种原生态的乡野之趣悄然消逝了。

　　这次重走乌孙古道，张超对变化做了心理准备，但实际情况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从前，大家主要靠腿，现在，马队变多了，路被踩得一塌糊涂，一路走下去，“像在泥巴里打滚”。不少地方拉起铁丝网不能通行；岩壁上被砸了钢钉，铺设了钢管；天堂湖附近的最佳观景点，搭起了半永久的帐篷；湖边的营地密密麻麻，吵到半夜一两点方才停息；路也开始修了，越野车可以直接把游客送到阔克苏河附近……

　　最让张超痛心疾首的是垃圾：几乎每个石头缝里面都有垃圾，一些营地旁，垃圾更是堆得满地都是，甚至在取水的水源地里也有垃圾污染着原本能饮用的水。

　　张超既困惑又愤怒。从接触户外徒步开始，他就牢记“老驴”们的教导——自然环境脆弱，徒步过程中产生的垃圾一定要就地烧掉，烧不掉的要带出来。多年，张超一直恪守着这一准则。

　　第一次踏上乌孙古道的驴友孙书立心头滋味也很复杂。这条路线他期待了一年多，终于在今年8月前来。

　　经历4天徒步后，天堂湖出现在眼前，“这是我看到过最美的湖”，孙书立对同伴说。可等他在湖边扎好帐篷，没几分钟，发动电机的声音就开始嗡嗡作响，人们聚在一起大声谈笑的声音传来。孙书立待了不到一个小时，被吵得受不了，决定到一公里外湖的另一侧扎营。

　　一路上，他看到数个营地边满地的垃圾，还有羊头、动物的内脏。最让他吃惊的是，天堂湖边已经有人在卖烤羊肉串了。

　　“像个大工地”，这是乌孙古道最终留给孙书立的印象。“如果没有这么多垃圾，商业化没有这么严重，这条路线非常完美，我会愿意走第二次，”他说，“但走过之后，我的感觉就是失望，以后都不会再来了”。

　　向导阿劳是乌孙古道起始村庄琼库什台的哈萨克族原住民，在他的记忆里，自己只在小学的时候，和父亲一起走过一次古道，“危险”是他对这条路最深的印象：路不是很明显，全程还要趟过不少河流。那时，走这条路的大多是“转牧场”的村民，去往南疆的库车。

　　今年61岁的安少华是新疆蓝天救援队队长，也是一名至今有着20年徒步经历的老驴友，那年，他带领6名队员第一次走过这条路线，成为了第一批“探路者”，并将其命名为乌孙古道。

　　出来后，他写了一篇详细的札记，路口要往哪边拐，拐点的GPS点都包含在内。札记发到论坛上后，吸引了不少徒步爱好者按照他的笔记前来探险。就在一年后，有驴友在乌孙古道遇险的消息传来，他还参与了救援。

　　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传输渠道也狭窄，一直到2015年前，来到乌孙古道的几乎都是长期徒步的“老驴”，重装出行，依靠人力背着帐篷和物资走过这六天的路程。

　　大约在2015年后，当地陆续开始有商业团出现，即由公司或个人领队组织起的团队，但受众依旧以驴友为主，“徒步者的天堂”这一名号，也渐渐叫响。

　　2016年开始，琼库什台本地人叶考开始为本地马帮牵马，一年多后，独立出来做起商业团生意。他回忆，从那个时候开始，乌孙古道就有“火”的迹象了，商业团队陆续增多，最初做领队的都是本地人，后来逐渐有外地商业旅游公司加入。2023年疫情之后，随着“户外旅游”概念的兴起和社交媒体的发达，乌孙古道开始爆火。

　　2008年先行“探路”后，安少华曾6次重新踏上乌孙古道，最近一次是在2023年。他发现，这两年，好多平时不徒步的朋友也开始来找他打听乌孙古道要怎么走。“经过这十来年的发展，从只能重装走，到现在轻装也可以走，骑马也可以走，没有一点户外经验的人都能走，大家好像把它当成一个景点，特别是天堂湖，都想去那看看。”

　　商业团为客人提供“保姆式服务”，包括组织队员、负责一日三餐、处理途中出现的各种意外情况，收费一般在5000-8000元之间。与之相对的则是传统的“AA团”——驴友们自发组织起来，可以自行选择是否雇佣私人领队和马匹。张超参加的就是“AA团”，全程算下来只花了2000元左右。如果选择重装出行，雇佣马匹数量更少，价格会更便宜。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对领队的需求量激增，这两种团队模式的数量都在急速增加。

　　今年，社交网络上还流传过一条关于乌孙古道的“正能量”视频：在地标天堂湖，一匹在悬崖上坠落的马正在奋力自救。评论大多关注马在湖中游泳自救的“英姿”。有人为此配文称：“奇迹，神马自救成功。”然而，在领队白庄看来，这不是什么奇迹，而是“人祸”。

　　天堂湖，又称阿克库勒湖，位于乌孙古道中段位置，是整条线路中，风景最美之处。

　　马匹坠崖地在天堂湖边悬崖上的老虎口栈道上，道路很窄，只能容许一匹马通过，且靠湖侧没有护栏，稍有不慎就会跌落悬崖。

　　白庄在乌孙古道带队已有三四年时间，他回忆，在今年7月底，一周之内，几乎天天都有马坠河。从前人们过这条路时，为了保证马的安全，马夫都会在路起点停下，把马一匹一匹牵过去，但现在，由于客人多，这么做“性价比就太低了”，马夫就会把马成群结队地一起赶过去。

　　有的旅行者为了节省租马费用，每匹马身上驼的驼包体积变大，侧面驼包刮到崖壁上，于是马就被挤下悬崖。

　　有时候则是因马匹供应不足，很多没走过这条路的小马或附近其他村庄的马匹都被拉来运货。马匹缺乏经验，更容易慌乱失蹄。还有一种可能是：旺盛的需求下，马一趟运完紧接着下一趟——它们太累了。

　　张超这次参加的“AA团”有15名团员，有2人是从没有任何徒步经历的新手，这让张超吓了一跳。以往的短线行程，他也会遇到很多新手，但在他徒步六七年的经历中，乌孙古道可以说是他走过最难的路线，不仅时间长，爬升还大，路况也复杂，他没想到也会有“小白”的加入。

　　近年，在各个徒步路线上，新手都在变得越来越多。最初，张超在遇到这种情况时还会劝说对方，建议可以走一些短途徒步路线再来长途路线，但他发现，对方总是不以为意，甚至会生气，认为他看不起自己。几次碰壁后，张超也不劝了，“反正进山之后，各走各的，走不动就骑马，也不会拖累我们”。

　　领队赵子龙说道。在他看来，近年自媒体发达，流传起一些“有腿就能走”、“小小乌孙轻松拿捏”等“经验贴”，让人大大低估了户外的危险性与乌孙古道的难度。

　　赵子龙2015年开始徒步，5年前，开始做商业团领队。对于经常攀登雪山等高阶徒步路线的他来说，乌孙古道算是一条比较安全的中等难度线路，但绝不是新手能够轻松走下来的。

　　对于靠带团维生的领队来说，尽管他们对商业化发展颇有微词，但发展也绑定着他们的生计，遇到“小白”，他们并不会直接拒绝，只会对装备有约束，沿途多费心照顾一些。

　　比如阿劳带过的一支队伍，一名队员进山前信心满满，但第一天刚进入走了两个小时，就出现高反的症状，走不动了，这种情况也无需折返回去休息，最后一路都是骑马下来的。

　　赵子龙在出发前会再三询问大家的体力状况，对徒步经验不足的人，会要求一定要备马，骑马的价格比全程徒步要贵上四千元。但他发现，总有人会高估自己的体力，甚至谎报徒步经验，一进山才发现问题。无奈之下，他的应对方式是，以前按照需求数量备马，现在，哪怕用不上，马的费用需要自己来承担，也总会多带上一两匹马应对不时之需。

　　以睡袋为例，赵子龙的团队有严格的规定，6-8月份羽绒充绒量要达到700克以上，8-10月份天气变冷，充绒量要1000克以上，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带棉睡袋，违规者必须重新租赁或购买，否则不能入团。队员与领队的配比严格控制在1比6以内，确保领队能顾得过来队员的安全。“各队伍要求不一样，专业的队伍要求都大差不差，但没有限制和监管，就有团队或人带600克、500克就往里进，标准一再降低。”

　　赵子龙在路上见到过不少“离奇”的现象，有人穿着拖鞋来走古道，还有带人带自动撑的帐篷，“一刮风就会被吹走”。就在前段时间，他带团在路上遇到两个女孩。她们在网上约了一行6个人一起前来，没有请领队，也没有租马，重装出行。结果刚一进山，队里就有两个人退出原路返回，另有两个人走散了，剩下这两个女孩还都是“小白”，找到他求助。尽管作为商业团队不能直接提供服务，赵子龙仍默许了她们一路跟在他的团队身后走。

　　在日常情况下，新手走不动了可以选择骑马，也能够完成路线月，乌孙古道遇到多年一遇的大暴雨，极端天气下，危险就更多了。

　　突降暴雨时，领队叶考还带队在山里带队。他记得，有经验的领队看到当时的情况都会迅速判断，带队在原地安营扎寨，等待雨停，但一些新手缺乏应对的经验，会盲目前进。

　　乌孙古道全程需要淌河40-50次，下雨时，水面虽看似平静，人一旦一下河就会被湍急的水流冲走。这场暴雨中，叶考就救下了一中欧体育最新地址个人，那是一名带头下河的其他团领队，刚下去就被水冲走了三四十米。后来，他和那名领队交谈，感觉对方其实自己都没怎么走过这条路线。

　　在赵子龙看来，沿途垃圾的来源也大多是这些“不专业”的队伍，或一些本地的马夫。

　　他带的队伍，每晚都会收取大家当天生产的垃圾，统一焚烧或带走，有人执意乱丢，会进行批评教育。但对一些新人来说，一方面，他们习惯了随处可见垃圾箱的商业景区，没有户外环保的意识；另一方面，有些人在网上自行“找搭子”进入，互相间也没有约束力。

　　面对今天的乌孙古道，张超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记得在云南雨崩徒步时，穿冲锋衣、登山鞋、登山杖、背物资是资深驴友进山“标配”，但他在路上遇到一个女孩，自己一个人没有同伴，穿着小白鞋，身上什么都没背，手里举着一个苹果汁正在拍照。

　　“我觉得这个怪圈就好像走不出去了，一个线火了，就被圈起来做景区，我们去别的线，带火了又被圈起来。我走过一些挺好玩的地方，都被一个个商业开发的面目全非。”

　　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部副教授、云南省旅游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李庆雷长期从事边地旅游方向的研究。他去年曾在云南雨崩做过实地调研。雨崩位于迪庆自治州德钦县雨崩村境内，是梅里雪山脚下的一处藏族村寨，与世隔绝。最初，这里也是一处驴友圈内著名的“桃花源”。

　　随着它被大众熟知，从只能花七八个小时徒步进去，变成当地老百姓牵马运送客人，到现在开发了山地越野车，进去只需要一个多小时。

　　在李庆雷看来，雨崩地处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的核心区，从保护的角度来说，并不适合大规模商业化

　　如今，就连当地人也都感到了无序发展的苗头。对于张超和许多驴友来说，这条曾被捧上神坛的徒步路线这两年已经“废了”，而现在的乌孙古道，似乎正在朝着雨崩的方向发展。

　　李庆雷说道。他认为，我国存在一些优秀的范本，像黄山景区、九寨沟景区等老牌景区，管理相对规范，比如黄山，有专门的“放绳工”，通过绳索固定后在悬崖峭壁上攀援捡拾垃圾。但这种经验背后是长期的探索尝试、政府强力的监管和高成本投入的治理，很难复制到西部新兴的自然景区上。

　　首先，“商业化”的问题在于“度”的界限，它依靠大家的主观感知，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条例可以参考。

　　李庆雷指出，由于景区是“非标化”产品，不同景区间特征差异很大，在开发和发展的过程中，也无法设置一条“红线”，比如是否能通越野车、是否该修栈道。正因标准的不明确，可变通的空间大，更多的依靠政府的决策和管理。

　　再者，理论上讲，自然资源属于国家和全体人民，但实际上，多数划归地方政府代管，管理权从国家层层下放到乡镇政府甚至村委会都有可能，各地管理强度、模式差异较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特聘专家王笑宇指出，对户外徒步来说，在国外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初、中、高级选手有各自对应的海拔与难度，目前，我国还没有设立相关的门槛。组织俱乐部的专业性认证、徒步道路补给，道路分级、人员专业性判定、安全监护、配套设施应急预案等各方面都需要景区责任方来承担责任。

　　针对人流带来的破坏问题，国家旅游局曾于2014年出台《景区最大承载量核定导则》，规定了各类不同景区的承载指标。

　　比如故宫这类景区，面积固定、游客路线固定，最大容量很好测算。但对自然旅游地来说，管理处于暧昧的空间中。一方面，原则上并不属于标准的景区，无法按规则管理，且对山地、林地来说，“进一万人也行，进一万五千人好像也行，没法固定”，另一方面，比如开越野车接游客，尽管当地确实生态脆弱，但没有法律法规明确这里不能开车，真空地带间，发展也不可避免的粗放无序。

　　一位长期关注山地旅游的专家告诉本刊，政府对环境保护有职责，但推动乡村振兴也是政府的责任，对于一些西部村庄，以传统农业、牧业为主，发展经济的途径有限，能够进行旅游开发是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利益导向向经济方面倾斜在所难免。

　　阿劳就是商业化的受益者。作为本地村民，他清晰的感受到了琼库什台近年发生的变化，以往，这里是新疆西部最普通的一个小村庄，村民们放牧为生，年轻人外出打工。

　　而现在，琼库什台已经没有牧民了，牧民们都搬到县城里或其他牧场去住，有些会汉语的自己留下来做生意，或者把房子租给外地的老板。

　　2020年大学毕业后，阿劳回到家乡做了领队，生意一年比一年好，他估算，只今年，游客就比去年多了30-40%。

　　尽管他也发现了乌孙古道商业化发展带来的一些安全环保问题，但从经济角度来说，“游客多的话对我们好，我也能做点小买卖，家里人还可以开个店。”

　　上述专家指出，正是出于对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对于一些商业行为，只要不出现严重事故，政府通常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动力去进行整改治理。即便有政策的监管，但监管力度有些时候也很难到达基层，对自然景区来说更甚。它们通常都交通不便，遇到上级部门检查，可以通过提前规划好检查组走的路线、告知对方今天有泥石流、塌方线路不通等方式来规避，“办法有得是”。“现在的局面可以说是多方博弈在这个阶段形成的一种状态。如果没有外力作用，这种状况还会长期持续下去。”

　　“当最佳风景被垄断，骑马逛乌孙成为时尚，所谓的徒步圣地还有几分名副其实？”

　　张超在社交平台上写下自己的疑问。他不会再来了。这些年走过国内大大小小的景区，他觉得已经能看到乌孙古道的未来：“入口一个观光车，进去后就是卖东西的地方，里面不知道哪找的设计师，弄得各种五颜六色，搞一些人造景观步道，一下子就把整个景色全都割裂出来了。”不仅是他，赵子龙这两年也收到了反馈，一些反复多次徒步乌孙古道的驴友也都告诉他，不会再走这条路线。

　　现在，户外圈内开始推崇新疆一条新的徒步路线“夏特大北线”，张超准备明年前往。

　　他预感，未来几年，他都将和众多驴友们一样，行走在寻找“下一个雨崩”的路上。